台灣少子化問題

2001 年我在一家醫院進行做有關不孕科技的田野研究。在一個不孕夫婦上課的場合，一位打扮時髦的女性，向諮詢員詢問，在胚胎植入前，該醫院是否可以進行性別篩選。這是一個半公開場合，當時上課男男女女有17 人。這位婦女所問的孕前性別篩選，可能包括蛋白精蟲分離法，或是可以百分之百確定性別的胚胎植入前診斷。之前我們從另外一家醫院得知，人工受孕的執行中，有將近四成會採用精蟲分離的技術，來增加生男的機會。這個數字雖然再次驗證了這個社會如何地重男輕女，如何在胎兒出現就決定了他/她的價值。但是，這位女性的勇於發言，而且當下還得到另一位女性的附和，表示也很有興趣瞭解相關資訊。她們態若自然的詢問，讓我對於性別篩選的議題，有了一些新的思考。

不論是殺女嬰、墮女胎，還是將Y 精蟲分離出來，這些性別篩選的方式，看似都為了類似的目的，可是很明顯地，又存在著極大的歧異性。如果以社會的接受度來看，似乎殺女嬰很難為社會所容，我也才會在人類學的課堂上，對於台灣存有殺女嬰的指控，感到「受辱」。但是相較起來，精蟲分離法，好像沒有這麼爭議，如同我在田野遇見的女性，可以如此直接地詢問，不感受什麼道德壓力（這期通訊撰文的張旭揚醫師，也寫著「只是一種精蟲精液處理法，誰能禁用？」，顯示精蟲分離法的「合宜性」）。我們可以如何看待這些手段不同、目的相同的性別篩選方式呢？它們之間存在著什麼價值差異嗎？對於達到消弭性別歧視的目標上，這些篩選方式有不同的影響嗎？

取消一切形式的歧視女性
新生兒的性別比往往是性別篩選是否存在的指標，但是中間也有些玄機。醫界一般認為，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，男嬰與女嬰的自然比例為106：100，已是男多於女。（註一）此亦為台灣早年的新生兒出生比例。然而，我們可以看出。自1970 年代中期起，台灣胎兒的性別比即逐漸超過此比例，在1990、1991 年更達最高峰的110.3：100，1999 年仍有109.4：100 的數值，顯示對性別的偏好仍明顯存在。

然而，台灣並不是到1970 年代種種生殖科技出現後，才開始有性別篩選。在沒有羊膜穿刺或是精蟲分離等科技介入之前，可能是依照現有子女的性別分配狀況，靠著不斷地生（或是停止再生），達到理想的性別比例，或是理想的男孩數目；我們周遭有些「七仙女＋么弟」的家庭，或是「招弟」、「再招」、「金滿」（千金滿了）之類的女性姓名，就反映了這種靠著努力生產達到的確保家有男孩的目的。另外就是殺女嬰的作法，是因為胎兒娩出才能得知新生兒的性別，若為不可欲的性別，可能採取遺棄的手段作為性別篩選的方式。可能就是因為「七仙女」（相較起來「七壯丁」就少見）這種與努力生產的性別篩選方式所增加的女性新生兒數目，與遺棄女嬰所減少的數目，兩相消減，因此在1970 年代以前，新生兒的性別比維持著所謂的「自然狀況」，105/106 比1。

1970 年代開始，種種生殖科技的引進，使得孕前性別檢測變得更為可能。靠著藉由超音波、羊膜穿刺、絨毛膜採樣，而確定胚胎性別後，再採取人工流產的篩選方式，似乎又比傳說成功率為70％的精蟲分離術更能確實達到目的。台灣的新生兒性別比開始拉大，同時，胎次越高性別比例不均衡的狀態越明顯。例如在1991 年，第三胎次的性別比即高達130：100。（註二）生七仙女再得男的情況，已在子女數普遍下降的情況下，難以實行，但是偏好男孩的文化價值並無太大的改變，因此以科技達成子女的性別偏好，似乎就成了熱門的措施。這個明顯重男輕女的性別胎次比雖然在近三年（1996-1998）有下降的趨勢，但是第三、四胎的男女性別比仍都超過120：100。在試管嬰兒的技術開始普及後，我們對於體外受精胚胎可能有怎樣的篩選，也有出現更多的期待。我在田野中見到的詢問，顯然就是針對體外胚胎如何可能篩選性別，表示興趣。

從一些女性主義的立場，這類偏好男孩的性別篩檢，是男尊女卑的父權社會表徵。主要有關促進婦女人權的議題討論上，都有類似的聲音。例如在1994 年聯合國在開羅發表的行動宣言，就指出：「要去除各種對女孩的歧視，也要去除對於偏好男孩的根本因素，這些歧視與偏好造成了包括殺女嬰、產前性別篩檢等等具傷害性且不合倫理的措施。」我自己也曾以此脈絡討論一些相關現象。在《2000 年台灣婦女人權報告》中，我就以不均衡的性比例為例，彰顯出婦女生男壓力仍存在，藉此凸顯父權社會對女性生育自主權的箝制。我也在1999 年一篇探討不孕科技的文章，以一個因為沒有做精蟲分離而遭公婆責難的案例報告，提出女性的生育負擔，「不是靠『包生』甚至『包生男』的科技突破，而是靠社會不斷反省『女人＝生殖』、『重男輕女』等性別迷思」。（註三）這些談法將性別篩選當作「不合倫理」、「違反性別正義」或是「社會問題」，是父權社會的產物，生殖科技也就成了鞏固父權社會的幫凶。似乎在這樣的討論中例如在聯合國的行動宣言，特別強調「各種對女孩的歧視」，因此不論是產後殺女嬰，還是產前性別篩選，只要是排斥女嬰的誕生，都是一種性別歧視，都應該要剷除。

產前篩選取代產後歧視？
然而，在性別偏好的討論中，也有學者開始對於性別篩選的異質性，以及這些篩選方式之間的關連性，提出討論。人口學家Daniel Goodkind 就提出了一個頗為爭議的「取代假說」。（註四）Goodkind 認為，這些性別篩選的方式，存在異質性，不能如開羅發表的行動宣言一般，將之一視同仁，而這些篩選方式之間的關連性，更缺乏討論。他舉出，有無可能，產前的性別篩選，會減少產後的性別歧視。也就是說，產前的性別篩選，使得能被生下的女嬰，都是想要的，因此不會再有遺棄女嬰的作為。Goodkind 還以韓國、中國與台灣的人口資料來檢視這個「取代假說」，他認為韓國的資料，初步支持這個假說：韓國隨著1980 年代性別篩選科技的流行，1990 年的新生兒性別比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（113.8：100），但是昔日女性幼兒死亡率（1-4歲）-- 以此作為女嬰產後是否遭到虐待的指標 -- 高於男性的狀況，也出現改善，男女幼兒死
亡率高低出現逆轉。中國的資料顯示產前性別篩選是「加成」效果，並沒有取代作用，因為新生兒性別比增高，女性幼兒的死亡率也仍然維持比男性的為高，沒有改變。台灣則是新生兒性別比差距增高，但是女性幼兒死亡率一直比男性為低，因此取代說更不適宜。

Goodkind 提出的是，社會需不需要考量，哪一種性別篩選，可能比較為社會所接受，甚至可能如「取代假說」，可能可以減輕某種類型的性別歧視作為。Goodkind 也問，以下兩種情況，那個比較爭議：（A）如果1000 個懷孕婦女，因為法令禁止產前性別篩選，然後生下的子女中，有10 個女嬰因為重男輕女而致死；（B）1000 個產前性別篩選的墮胎。當然，我們可以說，兩種都不合倫理，都不合性別正義，但是Goodkind 提出來的似乎是，在重男輕女的文化價值尚未改變前，有何種措施比較能減緩性別歧視。

產前性別篩選的爭議，似乎不像殺女嬰如此地大，以致於有些論點甚至將篩檢科技的使用，與女性生育自主權牽扯在一起。有極端強調「生殖自主」的觀點，主張人有權使用各種生殖科技，不管是為了什麼目的。法律學教授John Robertson 就指出，已婚夫婦若有權使用生殖科技來彌補不孕的遺憾，「那麼這種使用科技的權力，也應延伸到任何其他名目，像是性別篩選….。」（註五）有一份1994 年對於37 個國家遺傳學家（geneticist）以及遺傳諮商員（genetic counselor）所做的問卷調查發現，遇到生四胎女兒的夫婦，想要進行胎兒性別檢測，以便墮掉女胚胎，有29％的諮詢員會執行夫婦的要求，有20％會轉介給他人執行。這些近半數的遺傳相關科技人員，不反對性別篩選的原因，主要的論點就在於個人有其使用科技的自主權。（註六）

為什麼性別篩選的方式，會得到如此不同的社會反應？一來，新生兒，10 週的胚胎，8 個細胞的囊胚，Y 精蟲，與社會認定什麼是作為「人」，差異極大。從社會常用的語言 --「殺」女嬰、「墮」女胎、「分離」Y 精蟲──來看，這些舉動的動詞，從法律上也難容忍的「殺」，存有爭議但是法律上並不見得懲罰的「墮」，以及根本像是實驗室動作（連主詞都變成了技術員）的「分離」，與「人」的直接關連似乎隨著成形的層次，而有明顯的親疏距離。二來，對於擔負懷孕、生產工作的女性，同樣是孕前篩檢，必須經過墮胎流程的性別篩選，要經過自己的身體，而由技術員來執行的精蟲分離法或是胚胎植入前診斷，性別篩選的過程不用經過自己的身體，感受到的壓力，必然也很不同吧。

如果說，產前篩選存在著避免產後歧視的潛力，孕前篩選的倫理爭議比孕中篩選來得小，那麼，這就表示社會應該對於不同的性別篩選，有不同的評價嗎？多樣的科技，是增加女性的選擇權嗎？

個人的選擇還是社會的需求
有一些女性主義者，也看到這樣將性別篩選的異質性，而有所回應。這些論點的思考，主要在於強調「我們要有怎麼樣的社會」來考量。

首先，個人的選擇本來就不可能無限制擴張，Rosemarie Tong 以「缺卵的女性，也不能直接跟有卵的女性要卵」為例，彰顯所謂生育權總有界線。（註七）如果把性別篩選當成個人的選擇，是否等於把個人期望置於社會需求之上？某些性別篩選，對當事人較無壓力，或社會上目前已較無爭議，支持墮胎權的女性主義者，也不認為對於「胚胎是不是人」的爭議加以考量，但是任何性別篩選的動作，就表示我們對性別存在著刻板印象，認為是特定性別才能有某些作為，才能符合父母某些期待，而篩選過的小孩，未來只要是不符合性別期待，也可能會遭受更大的譴責。（註八）這樣的措施，這樣是否會強化僵化的性別角色，強化這個社會的歧視系統？Wertz and Fletcher 就問，如果生殖科技或是遺傳醫學，主要目的是要避免或減少生命生存的種種障礙，那麼生理性別是病嗎？需要做篩選嗎？

必須要強調的是，這些論述，主要的考量點是社會層面，是我們對於性別篩選的規範，會有何社會面的影響。也許如Goodkind 觀察到的，短期內有取代作用，可能減少了另一種性別歧視，我們也要問，這種取代說，會不會仍無法解決性別歧視本身？或是，對於當事人當下採用性別篩選的正當性，我們也能理解，而盡量避免以「責怪個人」的角度來批判，而著力在對社會系統的檢討，但是靠著多樣的技術，來增加選擇權，不見得是解決之道，可能還增加更多的新負擔。例如，本來能自然受孕的婦女，可能為了增加生男的機率，實施精蟲分離法，就必須用人工受精，經歷更多的侵入醫療，這也在台灣普遍存在。甚至未來可能非不孕婦女，可不可能也要採行試管嬰兒的方式，歷經打針、吃藥、照超音波、取卵、植入等更多繁複且可能傷身的醫療過程，以便能使用植入前胚胎診斷，在孕前確保胎兒性別？

我能明白，面對短期內無法抵抗的「非要個男孩」文化價值，人們只有靠爭取較不具爭議性、較不給予自己壓力的性別篩選方式，來符合社會期待。狹義地來說，對於背負生育壓力的婦女，這不同的篩選方式，的確可能成為解決當下一些問題的資源。但是，我們不能因此忽略，長期來看，我們抗拒的還是歧視女人的社會系統，而這個社會系統，不會自動改變，也是需要社會的各種參與者，不斷地抗拒性別篩選，才能做徹底的扭轉吧。

註釋：
註一：見Williams Obstetrics（20th edition），1997，Stamford, Connecticut: Appleton &    Lange.
註二：見余漢儀、陳怡冰，1993/4，「讓數字說話：我國嬰兒出生胎次與性別比（1987-1991 年）」，《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》29：1。
註三：以上兩篇文章，請見：吳嘉苓，2000，「生殖自主篇」，《一九九九台灣女權報告》，頁93-103；吳嘉苓，1999，「代理孕母之外：不孕科技與性別政治」，《婦女新知通訊通訊》200-201：17-20。
註四：見Goodkind, Daniel. 1996. “On Substituting Sex Preferenc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: Does PrenatalSex Selection Reduce Postnatal Discrimination?”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2:111-125. 以及Goodkind, Daniel. 1999. “Should Prenatal Sex Selection be Restricted? Ethical Questions and Their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olicy.” Population Studies 53:49-61.
註五：引文自，Tong, Rosemarie, 1997, Feminist Approaches to Bioethics, Boulder, CO: Westview, p.163.
註六： Wertz, Dorothy C. and John C. Fletcher. 1998. “Ethical and Social Issues In Prenatal Sex Selection: A
Survey of Geneticists In 37 Nations.”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6(2):255-273.
註七：Tong, 1997, P.164.
註八：例如見，Overall, Christine. 1989. The Future of Human Reproduction. Toronto: The Women’s
Press.